遊園 的妳

《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Mr. Bachman and his class》 by Maris Speth 2021 這是一部紀錄位在德國Stadtallendorf一個中小學型的教室裡，一個社會學畢業的老師年屆65歲退休了，在他放下教育這件事情之前的最後一個班級，與這些分別來自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俄羅斯、土耳其、摩洛哥等地的孩子們生活的日常的紀錄片。 真的是日常如上課的拌嘴、孩子們的情緒起伏、校外教學、小考、背單字。而在二戰時期，這個城鎮曾是集中營的秘密中心，兩大製造單位DAG與WASAG設置數個集中營，容納來自二十二國、近1.7萬名的工人，在希特勒底下生產著彈藥與民生用品。 六十多年後，這個地方仍承載著來自多處的人，孩子們說土耳其跟保加利亞感覺比較像家，對這個曾經修習社會學、努力排斥成為老師的巴赫曼而已，不知不覺也跟孩子、跟教育為伍了一輩子，總能看到他們在互動當中仍然不停努力彼此理解、陪伴的過程，動態地蔓延。 許久沒有看到在講述德國現狀時，並不以沈痛的歷史敘事或戲劇性處理的紀錄片，常常反觀地想，看似反戲劇、反高潮、沒有明確觀點甚至結構鬆散近四個小時的紀錄長片，卻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凡常和時間的耐力積累，才能讓身為觀眾的我真正在意起——真正對這些面目還很模糊但奮力活著，甚至被迫不斷被探問自己是誰這樣問題的幼小生命們產生連結。 這是西歐強國在郊區的日常處境，而這樣的處境與巴赫曼老師這樣看似渺小的職員，從尋常裡拉展出來的厚度，也是紀錄片的企圖。若不以此處理，是不是就會難以呈現出某種不應該再添加張力的人的處境呢。 反情節或反高潮的紀錄片在台灣還是相對少見，這樣的片並不吃香，或若不與這樣的議題勾連則是難以被反芻的日常，變成遺珠之憾。可是這樣的紀錄片細緻地看，卻又可以看見留下的記錄牽涉到學校這樣的機構、國族認同、跨世代對話、歷史傷痛與多元主義的矛盾實情，是一個很好的切入角度，也很重要。我覺得《巴赫曼老師與他的教室》反映了移動人口在轉換階段中的一個休憩時刻，這個時刻是階級、國族的角力場，看似寧靜的戰爭、童稚但充滿勇氣的人生起跑點，仍可以看見德國國家政策落實的實際目標與成果，甚至其中牽涉的情感與共感的方式是非常貼切到位而且動人的。 反過來看，看似在國際市場上最不吃香的一種紀錄類型，卻保留了可以長時間檢驗或反覆翻看的重要日常。我認為這並不只是關於一個好老師、一個意義深遠的人物他日常實踐的

  在「惡」與我之間、台灣與緬甸之間的映射探訪： 記李永超2021年兩部作品《惡人之煞》、​​《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 文 / 黃令華 來自緬甸北方克欽邦的密支那（Myitkyina），來台10多年，將邁入36歲。李永超當年在雲科大就讀數位媒體設計系，一堂跨修視傳系林泰州老師的課，他看了侯孝賢、認識楊德昌、接觸到李安與蔡明亮，這些電影對當時的他來說，深深種下他認為「用電影表達自己是有可能」的種籽。 1948年1月4日，緬甸自英國統治之下分離，成為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然而獨立不久即陷入長期內戰。1950年代，效忠蔣介石的中國軍隊越過邊境進入緬甸，戰火連綿，1960年代緬甸鎖國，施行緬甸式社會主義（Burmese Way to Socialism），企業收歸國有。 李永超生於1980年代，在戰事熱烈的尾聲，山裡的克欽軍總在夜裡闖入民宅帶走小孩，大家時有耳聞，不知如何是好⋯⋯。克欽（Kachin）一詞來自緬語，指稱北部山區的部落諸族。在英國統治之前，克欽隔絕於山區未被外來勢力入侵，20世紀初期受美國傳教士影響，信仰基督教人口增加，緬甸獨立之時，克欽各首領雖同意成為聯邦的一份子，然而這份協議在1961年「佛教被定為國教」之後遭受挑戰，「克欽獨立組織」成立，衍生衝突30多年，直到1994年，才由克欽浸信會牧師斡旋協商，與軍政府停戰。 ... 攝影機的出現，為兩個人的行動搭起了一座媒介，而這樣的媒介穿鑿在不同的目的裡，成為這部片的模樣。「惡」的本質存在嗎？這從來不是李永超的拍攝行動、質疑、逼迫等試圖去迫近的答案，「惡」、「壞」、「糟糕」這些詞語，在攝影機後面不停被拋出：「你到底多壞？告訴我你怎樣壞、有多壞？」而鏡頭前的人回答：「我就是很壞、非常壞」，從頭到尾「惡」都是一個被本質化的存在，甚至是單一的、清晰的、缺乏可能性的，所以才會不斷在「惡」被提出來時，攝影機找到拋出問題的反作用力以及其在影像上呈現出來的效果。《惡人之煞》看似藉由這段相遇與拍攝緣分，呈現兩人試圖討論「惡」的本質、惡的道德界線，甚至透過鏡頭外的導演畫外音呈現出一種「一般人」遇到「自稱惡人」之情況時的無措，這在導演訪談時提及此次嘗試全程用腳架拍攝，而意外創造出冷靜的鏡頭語言形成衝突。 這場大型演出，將「惡」的存在視為前提，也將「惡」的表現看作當然，或許紀錄片真正逼問出的是導演的質疑——「我腳斷掉之前，我很壞的」，攝影

【人類學菜鳥筆記】《溯流之河》與《樹房子》與嘉萊族（Jarai）  [Notes.] 最近所上【東南亞社會與文化】課堂，因為花了兩週時間讀 2020年年末剛出版的新書 "Disturbed Forests, Fragmented Memories"，而串連了兩部紀錄片——分別是《溯流之河》（The River Change Course, 2012）還有今年剛看的《樹房子》（The Tree House, 2019），紀錄一下。 "Disturbed Forests, Fragmented Memories” 是 Jonathan Padwe 近十五年的田野材料所凝聚而成的一本民族誌，作者在夏威夷大學人類所任教，是我這堂課的教授的教授，他自己因為很想跟我們一起讀這本書而選進了這學期的課綱。這本書主要的旨趣是從森林與地景（Landscapes）的角度去看另一種柬埔寨歷史的記述方式，尤其是針對「紅色高棉（Khmer Rouge）與大屠殺作為柬埔寨主要歷史敘事核心」以外，以歷史角度去尋找 Jarai 族（嘉萊族）在歷史中社會關係的轉換，重要的是和中心的互動以及暴力政權的作用，從地景以及農作的改變來探討地景除了被歷史及資本主義塑造，又如何成為邊緣歷史的承載處，反面過來保存記憶並保留另一種歷史敘事方式。 同學是兩個在交大作文化研究的印尼研究生，其中一位來自印尼的高地區域，兩週的討論很有趣，尤其他們都會連結到自身在印尼成長的記憶，作為高山民族（highlander）或是島嶼民族（islander）的各種認同與反思。雖然說課堂是關於東南亞，但沒有人敢稱自己是作東南亞研究，畢竟島嶼東南亞、大陸東南亞，甚至是印尼的諸多島嶼就可以涵蓋非常歧異的文化與歷史記憶，高地與低地更是近二十年東南亞論述中的主要研究目標，藉以區分高地與低地的不同生存樣態，來論述「國家」與「後殖民」如何在這個地理上的區域作用和辨認抵抗。教授自己是以西藏研究為主，討論每次到一個節點大家就會陷入——我實在無法說我很了解柬埔寨歷史或者緬北的歷史，而停滯糾結——而今天要說找到一個真正權威性的歷史詮釋，也仍然是困難的。同學也說，對於這些美國研究者來到這裡研究有些不以為然，這些研究生住了幾年就想要極力區分高地與低地，又說要替高地發聲，可是每次都搔不到癢處，這個批評也很有意思（無法反駁ㄌ）。不過區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