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週報 / (轉)記李永超2021年兩部作品《惡人之煞》、​​《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

 在「惡」與我之間、台灣與緬甸之間的映射探訪:

記李永超2021年兩部作品《惡人之煞》、​​《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


文 / 黃令華

來自緬甸北方克欽邦的密支那(Myitkyina),來台10多年,將邁入36歲。李永超當年在雲科大就讀數位媒體設計系,一堂跨修視傳系林泰州老師的課,他看了侯孝賢、認識楊德昌、接觸到李安與蔡明亮,這些電影對當時的他來說,深深種下他認為「用電影表達自己是有可能」的種籽。

1948年1月4日,緬甸自英國統治之下分離,成為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然而獨立不久即陷入長期內戰。1950年代,效忠蔣介石的中國軍隊越過邊境進入緬甸,戰火連綿,1960年代緬甸鎖國,施行緬甸式社會主義(Burmese Way to Socialism),企業收歸國有。

李永超生於1980年代,在戰事熱烈的尾聲,山裡的克欽軍總在夜裡闖入民宅帶走小孩,大家時有耳聞,不知如何是好⋯⋯。克欽(Kachin)一詞來自緬語,指稱北部山區的部落諸族。在英國統治之前,克欽隔絕於山區未被外來勢力入侵,20世紀初期受美國傳教士影響,信仰基督教人口增加,緬甸獨立之時,克欽各首領雖同意成為聯邦的一份子,然而這份協議在1961年「佛教被定為國教」之後遭受挑戰,「克欽獨立組織」成立,衍生衝突30多年,直到1994年,才由克欽浸信會牧師斡旋協商,與軍政府停戰。

...

攝影機的出現,為兩個人的行動搭起了一座媒介,而這樣的媒介穿鑿在不同的目的裡,成為這部片的模樣。「惡」的本質存在嗎?這從來不是李永超的拍攝行動、質疑、逼迫等試圖去迫近的答案,「惡」、「壞」、「糟糕」這些詞語,在攝影機後面不停被拋出:「你到底多壞?告訴我你怎樣壞、有多壞?」而鏡頭前的人回答:「我就是很壞、非常壞」,從頭到尾「惡」都是一個被本質化的存在,甚至是單一的、清晰的、缺乏可能性的,所以才會不斷在「惡」被提出來時,攝影機找到拋出問題的反作用力以及其在影像上呈現出來的效果。《惡人之煞》看似藉由這段相遇與拍攝緣分,呈現兩人試圖討論「惡」的本質、惡的道德界線,甚至透過鏡頭外的導演畫外音呈現出一種「一般人」遇到「自稱惡人」之情況時的無措,這在導演訪談時提及此次嘗試全程用腳架拍攝,而意外創造出冷靜的鏡頭語言形成衝突。

這場大型演出,將「惡」的存在視為前提,也將「惡」的表現看作當然,或許紀錄片真正逼問出的是導演的質疑——「我腳斷掉之前,我很壞的」,攝影機前的這個人所演出的,他穿戴義肢、赤裸著沐浴、與小貓小狗玩耍有些危險的手勢與平靜的眼神,這些攝影機所能捕捉的人的姿態,是否符合他生命此刻該有的狀態?當一個人經歷過殺人、作惡和戰爭,是否在活著的表現上應該要包含過往經歷或歷史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使其所應然的模樣?導演的確試著用視覺、事件和瑣碎的日常活動強化「惡」具現化可能的樣子,卻又同時被引導著,主動的提問時常落空,緊貼著惡人的一舉一動所跟隨的問題,讓觀眾感受窘迫與導演的急切。


全文閱讀: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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