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筆記 / 《度日》
2020
循著報導者從2017年開始追蹤的專題報導「廢墟少年」，林佑恩身為報導者的攝影記者，跟著報導者團隊李雪莉、余志偉一起找尋在台灣的「土豆們」。
土豆們是一群因為家庭失能、隔代教養，從15歲中輟開始便必須養活自己的少年，他們在童工階段便因為許多企業認為童工僱用的相關規定過於繁雜，墮入黑工市場。如同2018年專題報導集結出版的紀實文學作品「廢墟少年 In Their Teens, in Their ruins」中寫道，「後來的土豆呢？」林佑恩繼續在報導結束之後回去探訪他們，陪伴少年在三合院的空地喝酒閒聊，度過一日又ㄧ日。
片頭田埂間一場葬禮燃燒大量金紙的火光，對我來說是非常厲害的符號開頭，從聯繫到死亡毀滅失去的火光和往天上竄燒的濃煙，少年們的家長時常因疾病、精神困境或窮困而早逝，甚至無隔代教養之環境，常留有仍百病纏身的家屬待未成年的少年照顧，土豆的媽媽是新住民，在台灣藍領與外籍配偶新移民的家庭結構裡，媽媽難以適應早早離家，這一切都是家庭失能的前兆。對他們來說，只能考慮著當天、當下，噴農藥每一分地可以領35元（學徒費），而這些努力換來的錢都是為了下一餐。可能，生活是火那樣燒了就沒了，意志也是，是一個於處境於心理層面都很強烈的象徵意象。
《度日》拍攝土豆與他的朋友們，因為有著報導所做的深入田調，《度日》拍攝到少年生活許多面向，或許也因為導演個人在英國就讀研究所時主修紀實攝影與城市文化，他從影像去思考在邊緣，無論是社會或是心理層面，那些少年的姿態與環境的關係是什麼。
我認為《度日》很精彩，精彩的地方在於，那種報導式的冷調敘事裡節制的關懷，我也看出導演對於自己所能影響的「範圍」在這個場域裡，有很清楚的認知。例如說，土豆的朋友要幫襁褓中的嬰兒餵奶泡奶、導演四處觀看這一整個動作過程的方式，對於從事噴灑農藥、搬運金紙的土豆，建構他的工作環境與工作中的人際關係的方式。許多顆鏡頭透過平穩的、滿溢的構圖呈現出他們處境的難以撼動，而有許多在土豆身邊閃現捕捉的特寫，也讓人感受得到導演的目光模樣。
網路上有一篇林佑恩自己所寫的，關於拍攝歷程和感受的筆記文章，印象很深刻，他寫道自己當時陪著少年，看著他們因為未成年吃上許多無照駕駛的罰單，他竟然告訴他們「再撐一下，過了十八歲日子就不會這麼難過了」。然而事實上沒有，十九歲、二十歲的他們，日子卻越來越沈重，他懊惱自己的天真應對，而這所有的反思跟無力，成了導演繼續追問十九、二十的他們，對生活如何賦予意義，而他又如何真正拍攝到這些意義的輪廓，小至與農家的現金交易換得的物質生活，大至朋友之間的扶持和陪伴。而導演對自己能力所及的邊緣，也是清楚的。他寫道，作為一個時常在身邊的記錄者，一次土豆因為酒駕被捕通緝，他連保釋他的六萬一都沒辦法幫忙，而感到自己的無能為力。
這個無能為力並非天真，而是當記錄者、田調者試圖走入介入，掌握一切現象、實際情形與知識時，理性所判斷必須掌握的故事情節、文化情節卻在反身自己位置的時候感到直接的手足無措，從全知者遁入無能的落差感。這樣的觀點也呈現在導演最後一場的收束，土豆跟朋友們夥同要去幹架，導演問了又問「真的不能帶我去嗎」，土豆說，「不行，到時候我們要跑還要帶你，很麻煩」，而導演最終與叔叔一同在家裡守著未歸的少年，這是導演最終對自己位置的認識，也是土豆和少年們作為被攝者，將外來的想要記錄、記憶的人涵蓋進來，包容成為生存的一部分的結果。
《度日》的冷調節制以一個典範式的旁觀側記完成了報導文學成為紀實影像的呈現，精準而流暢，開頭的卡啦OK對話和尾聲，都透過這樣的問答點出了少年、記錄者、社工或社福機構的困境，以及難以撼動的世界。
後來的土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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