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評論網 / 專訪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阿紫》導演：雲林海口新住民生活磨礪的痕跡

 文：黃令華

編輯從臉書對話框丟了訊息來，說「台灣時間週五晚上八點可以和紀錄片《阿紫》導演吳郁瑩視訊專訪嗎？」當晚，我在書桌前正襟危坐，訪綱來回看了幾遍，打開Facetime，螢幕上的聲波浮動，吳郁瑩略微塵啞的聲音傳來，和煦地打了幾聲招呼，我也一下鬆動了肩膀的僵沉。

吳郁瑩遠居波士頓，疫情在美國波士頓一帶趨緩，「大家因為被之前的情況嚇到，都很謹慎防疫，現在好多了。或許下個月會回台灣，還有新的計劃想要進行。」

吳郁瑩也因在國外，缺席了今年台北電影獎的頒獎典禮，親妹上台領獎了兩次，在台上說：「這部紀錄片是很小的團隊用很少的錢做出來的。謝謝阿紫與阿龍一家人，他們純粹真實的情感是我跟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

從螢幕另一端問問吳郁瑩，遠在美國聽到得獎消息，當下是什麼心情，吳郁瑩說「很高興啊，當然也是很高興。我是沒有想到會得到最佳剪輯。金馬回台灣時錯過了其他部片，但我覺得劇情片跟紀錄片在剪輯上要考慮的地方是很不一樣的，所以得到剪輯獎還滿意外。」

《阿紫》的源頭

關於連結台灣這塊土地，故事起頭於短暫回到嘉義老家的日子，逡巡在鄰近縣市，挖掘題材，逐漸注意到「雲林」是全台灣單親爸爸比例最高的縣市，這樣的家庭結構狀況，讓吳郁瑩開始了解附近的新住民社群，走進一個個客廳，聽聽故事。

吳郁瑩是在一個朋友家，遇見風塵僕僕前來，卻笑得極燦爛的阿紫。那天，阿紫一樣與老闆友人清晨四點出發採蚵，儘管工作十二個小時，還是挾帶爽朗的笑聲，毫無倦意來四湖找同樣遠從越南嫁來台灣的朋友。

阿龍帶著孩子釣魚的那條路，是一條很長的聯外道路，連結了台西與四湖，就算騎著摩托車，也要在烈日下曝曬快二十分鐘才能到另一個聚落。

「她看起來心情很好。工作了一整天還可以心情這麼好，也不是說心情好，而是應該說她沒有顯出很累的樣子，反而是很高興看到大家、看到她的朋友，令我印象很深刻。我問她你累不累，她就說不累啊。她很喜歡去海邊，總覺得海上比較涼。我知道這種工作再怎麼樣也不會不累，她的精神和她的身體卻可以完全不顯出這個工作在她身上加諸的負擔。」吳郁瑩這樣說著與阿紫的初相遇。

被阿紫的笑聲串著，吳郁瑩認識了阿龍。「一開始我滿怕他的，但他身上有一股魅力，聲音又有一種張力在，和我接觸到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樣。更重要的是，他很開放。他願意讓別人去看他老婆這樣的新住民，在台灣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便是這樣，從四湖到台西，阿龍的肯認與阿紫的活潑，讓吳郁瑩找到想說的故事，一蹲便是以年計數。以這個家庭為核心，受著聲音的魅力牽引，吳郁瑩記錄下雲林海口關於生活磨礪的故事。

拍片的初衷

為什麼會想拍紀錄片？吳郁瑩第一部長片便呈現出這樣縝密的敘事，在台灣非科班出身的導演，為什麼在回鄉短居的日子要扛著攝影機奔走日曬？

吳郁瑩回憶起往事，還沒有飛離台灣遠渡太平洋之前，她是嗜讀小說的人。

「我一直很喜歡故事的影響力，一開始是以文字為主去說故事。尤其是台灣與中國大陸早期，像是文革期間的小說，我看很多。喜歡的幾個作家像是莫言、王安憶，他們對我的影響很大。到美國之後，我開始看很多美國南方的小說，也是一樣比較以社會邊緣、鄉村為主的人物為角色，這些都是我比較感興趣的。後來發現我沒有辦法寫小說，但用影像去說故事好像還滿得心應手，所以才開始拍紀錄片。」

在拍攝之前，吳郁瑩便知道越戰的影響，時至今日未曾消弭。美國人不願回看這段歷史，台灣更是對此淡漠，甚至無所聞問。對吳郁瑩來說，無論對於事實了解多深，沒有踏上那裡，親耳聽聽在南越生活的她們訴說，感受生存的艱難是無法看見那些影響的鐵證。

「阿紫的爸爸告訴我，他是替美軍打仗的。戰敗後，二十幾歲被抓進再教育營裡，此後的人生怎麼能再對政府說出反對、批評的話？越南依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接下來的人生裡政府給他們什麼，就是什麼，只能想辦法自己去生存。他們是這樣的心態在活著的，靠自己，靠女兒。」吳郁瑩這樣說。

然而，拍攝邊緣小人物，抑或自沿岸列走，一個個垂釣在社會邊緣的人物開始對鏡頭吐露，信任積累，當這樣故事的建構不是自我揭露，而是將焦對準在另一家庭時，關乎隱私與議題消費的爭議就雜沓而來。

《阿紫》裡試圖完整陳列出家庭面對困境的方方面面，不難看出吳郁瑩對於細節的理解，細密剪輯排列家庭成員各據一方、自持己見的發話。語言的隔閡在田野後便退到故事之外，阿紫的台語，吳郁瑩一開始便能聽懂，雖然仍有部分段落需要重問重述，但人跟人之間的情緒、脾氣與矛盾，才是時間作用下，越來越浮上檯面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時常會忘記要去多問一點、多了解一點。婆婆為什麼會那樣看待阿紫，為什麼會像訓孩子那樣的去責備阿紫，背後都會有它的原因。這些其實阿紫也都知道，婆婆工作很辛苦、會心情不好，阿紫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當然清楚。可是事情發生的當下，當有人用某一種方式在對待你的時候，情緒要怎麼不理他。」

吳郁瑩接著說：「對我來說，我只是希望藉由她自己去說經歷過的事情。當事人怎麼去感覺、去評斷狀況，我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用什麼道德標準去思考對錯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將人跟人之間相處的複雜性呈現出來，這樣的關係是存在於每一個家庭，不只是新住民家庭裡。如果我們用一種這種東西很難看、不想看，因此不呈現出來的態度去看事情的話，事情就永遠無法被了解。」

對吳郁瑩來說，拍攝的初衷始終是讓人物自己說出想說的話，自己所能做的，便是不停自問，這樣拍攝、這樣剪輯，有忠於真實發生的情況嗎？有讓他們表達出自己的立場嗎？在拍攝當時嚴整地反覆確認後，對於隱私，後製時反而不太會想到。「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說故事而說故事，是為了要讓人們更深入了解、聽見他們有他們的理由，而我是不是都想到了。」吳郁瑩堅毅地說。

《阿紫》的意象

然而，那些無法被言語直說的生活與衝突的緣由，一家人之間並不直白的愛與關心，反倒在拍攝的過程中綿密地積累成意象與隱喻。

阿龍對兩個女兒的悉心照顧和無微的陪伴，阿紫不畏懼語言的困頓奔走在校園之間、盡力理解孩子的需求，阿龍與阿紫或坐或臥，在床鋪上錯開身體卻搭著無邊的閒聊，兩人白天同時異地、忙碌工作⋯⋯ 在吳郁瑩的故事裡，水流與時光都樸實地連結起這一家人：「我很自然地把這些鏡頭連在一起，可能是想藉此把他們的情感連接起來吧。對我來說這是很強烈的，日子這麼長，這麼久，不然不會繼續生活下去。兩個人對於孩子的用心與付出是同等量的，裡面是有愛的，這些是我感受到的。」

吳郁瑩接著說：「他們是不是一個典型？我不太知道怎麼去回答這個問題。我當初去接觸阿紫與阿龍，是因為他們吸引我，而不是在尋找一種典型或一種非典型。我拍紀錄片非常不喜歡預設立場，他們未來三年、五年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只能盡量真實地去紀錄，這就是我的立場。唯一要說的，便是我希望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讓人們去探見他們，啟發一些思考。我無法把阿紫或阿龍變成其他人，他們是不是這個議題下的一種典型，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紀錄片的虛構與非虛構

看完《阿紫》當天出了影廳，日近傍晚卻還是赤日曝曬。擦身而過的友人問我，剛剛看見電影裡阿紫與阿龍吵架不可開交的片段，心裏不免浮現，這些畫面呈現出來適當嗎？不會有問題嗎？等些微毛躁的思緒。這些矛盾來得太令人熟悉，就像是每日都會打卡的家庭日常，那些摩擦總在疲憊的身體癱陷進屋瓦角落時，大步大步走來，揭示生活裡太多太多無法梳理的歉疚與難耐。

王安憶曾於一篇訪談中問：「虛構與道德底線之間，有著複雜、微妙的差距。創作是否要遵從社會現實？如不需要，我們又應遵從甚麼來進行虛構？」對王安憶來說，非虛構寫作則有著明顯的道德標準要遵循。

那麼紀錄片的虛構與非虛構，此間的虛線，我們除了用隱私與典型的質疑一刀切開，期待創作者基於自己內心裡的一番辯駁，回答出創作上令人順服的選擇與理由，還能不能透過窺看到許多許多的樣貌後，心中得到一點迴響，對現狀的再一次直面？

也或許有些時候我們期待，被攝者在擁有資源的情況下，登高一呼，捍衛自己的肖像，廈然決定讓自己的身影自銀幕上隱蔽，不見於世，歲月靜好在採蚵的早晨。不免突然想著，阿紫會擔憂這些衝突從此膠固在影像檔案中，後被講成一個永恆的故事嗎？

或許更多時候，陪伴走在前頭，吳郁瑩壓下了時間，找到阿紫與阿龍的家裡一個角落，可以讓攝影機安放架高，無言地看見生存的勞苦痕跡。其中何嘗沒有諒解，何嘗沒有退讓，在電影播畢後，繼續日復一日。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全篇原文刊登在《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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